【连载】中医养生学

　　首相王安石是当时改革派的代表人物，他致力推行“新法”改革，促使医疗体系及有关机构改进，例如，设立御药院及其他保健或慈善机构等为政府医疗建设开创先河。后来，北宋政府还采取了多方面措施，颁布许多诏令。如宋太祖、真宗、太宗、徽宗等多位皇帝均十分关注中医药，政府分立医药行政与医学教育，设立“翰林医官院”专管医药方面的政令与事务，设立“太医局”专门作为医学教育机构，还建立了尚药局、御药院、剂药局和惠民局等医学管理及多种医疗保健机构，并制定了更加系统和更为完善的医事制度与医疗法规。王安石变法以后，进一步改进了医学院校的体制和教学内容，提高了医学校的社会地位，之后各州镇府均仿照“太医局”开办地方的医学类学堂，不少儒生受到吸引而学医，儒医的迅速增多极大地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。陈无择所著的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被作为当时医学生的理论教材，他继承了汉代张仲景关于病因的认识，并对其进行了发展，更加具体地概括各类病因，使其范围更加全面，更为符合临床应用。他将复杂的病因分为三类：内因、外因及不内外因。后世医家一直遵循此种分类原则。两宋时期中医药得到了人们普遍重视，激发了医疗与养生的齐头并进。文人开始接触医学、编写医书，人们对于养生的热情空前高涨，由个体养生向群体养生转变。宋代著名的画家张择端所作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生动地反映当时宋朝首都汴京的百姓清明节时的繁荣生活景象。其中有不少的景象是对当时宋代医药事业的真实描绘，反映出宋代当时的医事卫生事业活动已十分发达。此时期的养生文化在此机遇下蓬勃发展，不断自我推陈生新，逐渐形成了特点鲜明的养生流派，成为中医养生学发展的坚实力量。

　　金元时期战乱频繁，社会动荡不安，人民生活极不安定，饥饿劳役频发，外伤类疾病大量增加，疫病大肆流行，内伤杂病增多，战乱饿殍增加了社会疾病的发生率。由于当时有限的医学理论难以指导实践临床，内科杂病诊治较为僵化，而外感热病始终墨守仲景《伤寒论》成规，造成辨证与用药之间缺乏实际联系和鉴别。当时盛行的经方、时方及“局方”等方剂，一些流行疾病无法切实控制，治疗理论在某些程度上，形成了“古方不能治今病”的尴尬局面。金元时期许多医家学者认为古今生存环境存在差异，古方并不能尽治今病，针对当时人们出现的具体病症提出了更为行之有效的诊疗方法，归纳总结出了一套更为完善的理论。他们在继承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，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，作出正确的临床方案，突破常规，标新立异，为了适应当时战争及社会的需要，提出了许多新见解、新认识、新观点和新主张。逐渐形成了研究外感火热为主的河间学派，以刘完素为代表人物；研究脏腑病机的易水学派，以张元素为代表人物；研究脾胃内伤学说的补土派，以李东垣为代表人物；研究攻邪理论的攻邪派，以张从正为代表人物；研究内伤火热的滋阴派，以朱丹溪为代表人物等，刘完素、张从正、李东垣、朱丹溪四人被誉为“金元四大家”。中医学在此出现了学术流派争鸣，不断补充、完善中医理论与临床各科，促进了金元医学的繁荣，推动了中医养生学的发展。此时期对于人体及疾病的认识拓宽掘深，对于养生学更是严峻而又别开生面的机遇。

　　二、政治及经济对于中医学及养生学的影响

　　1.经济及政治基础

　　宋代强盛的生产力，直接或间接刺激政府设立各种民生医疗。宋代皇帝因此更为重视并发展医药卫生，设立了国子监医学、校正医书局、翰林医官院、国营制药厂和剂局、药政管理机构御药院和尚药局、医学教育机构太医局、药店、惠民局和熟药所，同时还重视文献的整理和方书的编撰与修订，并且颁布了药典，著名的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正是南宋时期全国的规范药典。校正医书局专门负责对历史上重要的医药典籍进行搜集、考证、整理、校勘、研究工作。《神农本草经》《脉经》《针灸甲乙经》等书都因经过了此次校订、刊行得以完好地保存并流传下来。校正医书局还出版了诸如《内经》《伤寒论》等重要著作的注释，这对当时中医理论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宋政府和医家编著了大批书籍，设立了公众福利事业，如药房、医院及孤儿院，积极地面对公共卫生问题，逐步颁布防疫政策。宋代养生学正是在医疗得到重视和全面大力推广的形势下，发展成熟起来的。